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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宁夏修文物

文章作者:xieming   发表日期:2018/1/3  

马文婷正在修复文物。

        2017年文博节目《国家宝藏》的热播,让珍贵的文物“活”了起来,2016年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让人们认识了文物修复师。他们在工作中追求古代造物者的匠心,又在操作时默默地表达敬意,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留下来的信息。

       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,宁夏博物馆将文保中心划分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部门,专门负责馆藏文物的修复。这里的文物修复师也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。

“科室”划分像给文物治病的医生

        宁夏博物馆的文保中心在博物馆地下办公区域。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里呈现的环境不一样,这里没那么多古朴的味道,更像一个实验室。“你看故宫那个环境挺文艺的。”该中心主任马文婷说。

        马文婷是80后,化学专业毕业,在宁夏博物馆修了快10年的文物。据她介绍,文物修复是个文理兼修的活,既要运用科学技术,又要讲究匠心手艺。而部门里既有几十岁的老师傅,又有95后的小年轻,既有相关学科毕业,也有师承家族手艺,可以说是各有所长。

        在马文婷看来,她和同事们就像文物医生,修复一件文物,同样需要判别病症,找到病因,解决病害,最后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。部门也像医院一样,“科室”分得很清楚,有修书画的、修瓷器的、修金属的……

        在每个“科室”逛一圈,还真有人穿着白大褂,戴着手套等护具。“每天都得弄,手上经常粘着颜料、胶料什么的,不好洗,就我这手还给孩子做饭呢,他这几年还健健康康的。”马文婷开玩笑地说。

        在馆里的文保中心,修复文物是有工作量要求的,一人一年基本在10件到30件,每个人具体的任务量都不同。

修旧如旧让历史的信息留下

        文物修复讲究“修旧如旧”,大体可分为三类,即考古修复、博物馆修复和商业修复。其中,考古修复主要以研究为目的,不追求美观,重在了解文物结构。商业修复的要求则比较高,需要把破损的器物恢复成原来的形状和颜色。而博物馆修复则介于两者之间,在修复过程中要保证对原物的最小干预,还要尽量在此基础上做到最好的陈展效果。马文婷等人所做的,属于博物馆修复的范畴。

        “修的时候要很谨慎,你有再牛的手艺,也得收着点,修过了就是对文物的不尊重。”马文婷说,作为修复人员,是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,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上来说,就要保证它的古韵最大程度被人们识别。

        其实,现在文物修复技术早已不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,针对不同文物,都有相应的文物保护行业标准,对修复工作给出了规范的指导。

        采访中,馆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几件青铜器和瓷器的修复工作,胶料往上面一抹,手指不断顺着器具的轮廓碾过,多余的料被打磨掉,再用手指一遍遍碾,如此反复。

        “这工作就是磨人,一遍一遍地做,做坏了还得洗掉重来,修文物看似是有标准答案,但上手那一下子也未必就是准确的。”马文婷认为,行业标准之下其实也有差别,即便都是修旧如旧,但这个“旧”是什么呢,是刚生产出来的样子,还是古人使用过一段时期的状态,这都不好说。因此所有修复成品其实都是可逆的,如果未来有更好的材料,或者更先进的技术,可以替换掉修复的部分,让历史的信息留下。

慢工出细活准确是修文物的难题

        马文婷告诉记者:“工作的时候谈不上紧张或压力,但需要找‘慢’和‘稳’的节奏,讲究慢工出细活。”她参与修复的文物以金属器具为主。1986年银川新华街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物,包括一对六棱双耳长颈瓶,其中一件保存较为完整,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另一件残破就比较严重。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,基本四分之一的面积缺失,一耳及衔环、下底也没有,残存的部位表面布满锈蚀及土垢,2013年,马文婷和同事开始对这件文物的修复。

        从最初的基本信息记录、检测分析,到关键的除锈、整修补缺、缓蚀封护,再到最后的随色。该文物的保护修复日志记录了每一个步骤的操作,前前后后耗时一年多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急不了,一着急就弄坏了。这个六棱瓶属于高难度了,当时还请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退休的老师傅。”马文婷说,修复时先用手术刀剔除表面土垢,有硬结物还需要电动打磨机、超声波牙洁仪等工具,期间还需要化学试剂祛除有害离子。修补的时候也很难,因为缺失的部位包含三种类型,有素面的部分可以用铜皮补,而带纹饰和有造型的部分就得用胶料去做。

        其实这些操作对于修复人员来说,还算简单,关键在于对缺失部位原貌的准确把握。“变形的文物最让人头疼,不可能把原物肢解开,你得知道它准确的造型是什么样,每个部位都在哪。”马文婷说,六棱瓶好在有两个,可以通过原物翻模,还原它本来的样子。但是还有更多文物,就像维纳斯的手臂一样,其残缺的部分成为一道谜题。

怀有敬畏复原文物铸造过程

        对于马文婷来说,敬畏之心并不是工作之初就刻意保持的,而是感动于每件器物的巧夺天工。“我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时候,看司母戊鼎、四羊方尊,真的心生敬畏。”和普通观展者不同,作为文物修复者,马文婷总在脑海里试着复原当时人们的铸造过程。

        就拿她最熟悉的青铜器来说,在古代是铜和其他金属的合金。要做造型,得先考虑材料的配比,如果配比不合适的话,铜液的流动性就比较差,在模具的空腔中很难达到均匀,可能出现起泡或干脆没有贯通就凝固了。不同于现代生产,古代一件成功的青铜器出炉于千千万万次失败之后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馆中西夏时期的铜器文物也是如此,西夏建国前后,党项族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,西夏工匠不仅掌握了与中原不相上下的锻、铸、抛光、切削、钻孔、镶嵌、镂刻和鎏金等方面的工艺技术,还开始使用风箱鼓风,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。因此西夏的金属铸造业非常发达,不仅能产生质地精良的武器和农具,还能制造出造型优美、纹饰复杂、工艺精湛的金银器。

        和六棱双耳长颈瓶一起出土的,还有鎏金寒山铜造像等7件青铜器物,其断代让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,唯有当时匠人精湛的工艺及造型风格似乎还能“讲话”,成为后人寻迹的线索。(记者 李尚 文/图)

        稿件来源:银川晚报